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前提、依据及启示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内含着一条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叙事线索，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同时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依据在于它们面对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在自觉回应时代问题中提出了重大原创性命题，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双向互动，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密不可分，可以说它同时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的过程。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叙事线索。从百年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到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再到作为落脚点的“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这七个章节的每一部分都有专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梳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线索，对于我们学习《决议》的精神，把握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从历史逻辑上看，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总结，要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决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要早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先传入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也是符合实践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行，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能”,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同样要始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没有进入中国，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也就谈不上飞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实现飞跃，也离不开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这股力量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这种飞跃不是可以所心所欲实现的，飞跃意味着质的突破，其之前必然要经历长期的量的积累过程。而如何正确对待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种学说来分析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新生的政党不是一开始就能找到科学的方法论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问题曾导致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挫折。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是不可能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式，开始了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是在这种自觉追求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才会出现。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需要具备主客观条件，具体而言：其一，在于其所面对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没有特殊的时势，英雄很难造就出来。时势也造就思想，一种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实现飞跃，也需要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作为客观条件；其二，在于对历史任务和时代问题的深刻洞察和自觉回应。有了时代背景，有了历史任务，没有人去主动把握，去自觉承担，也实现不了飞跃；其三，直接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提出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性成果。只是停留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的阐释，没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并不能说实现了飞跃。其四，根本标准在于实践，在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衡量理论好坏的标准，也是判定理论实现飞跃与否的标准。一套理论、一种思想只提出原创性命题但没有产生实际成效，也很难说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为什么能实现，如何判断它实现了?就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来看，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继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以及其所提出的历史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其艰巨性与复杂性史无前例，给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提供了客观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最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自觉地提出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再次结合中国新的实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际上走出了一条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直接体现在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含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虽只是在民主主义革命前加了一个“新”字，但意蕴丰富。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西方，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为其根本任务是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与西方国家不同，革命的对象不仅仅是封建主义，还包括完成自身民主主义革命后侵略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以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官僚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得有新的理论，要分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找到能够完成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员起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一套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分析当时的世界历史大势、人类社会历史走向尤其是中国革命实践进行的创造性发挥。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接下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不再需要暴力革命而是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于1956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不代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中国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建设时期，因此就有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东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等原创性思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一环扣一环，若干独创性理论成果应运而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并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且，两个历史时期以及之后历史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进步、实践成就，已经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所实现的理论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提法，能够很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发展的关系，不能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就将两者对立起来。要看到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看到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的思想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于它对时代问题的洞察和研判，它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于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遭遇了挫折和教训，并遗留下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立足于中国实际走出一条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社会理想和具体现实结合起来，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启示每一个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家，要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提出了若干原创性范畴与新的重大命题。“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讲清楚了革命与改革的关系，饱含政治智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肯定了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又明确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水平，作为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延续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的先天之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破除了过往从正面定义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反面先规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等若干个不是社会主义，最后将其归结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这些原创性的命题和范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标识，是实现飞跃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这次飞跃提供了有力支撑。《决议》的一个重大创新点，在于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个重大论断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应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实现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本身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伴随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理论的守正创新，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新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与主要矛盾，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造了客观前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住了新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第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它强调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中。仅仅聚焦这一时代课题，还不能够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新的飞跃，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两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则为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充分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还在于它已经逐渐形成一套从党的全面领导开始到全面从严治党收尾的逻辑闭环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新发展，是对中国道路的另外一种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出来的独特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出来的独特道路。再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构成了中国式民主论的原创性范畴，它所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建构的以自己制度为标准的民主理论。当西方国家以狭隘的民主理论一尊独大肆意批判其他国家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范畴则为构建中国式民主论、阐释中国式民主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他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引起越来愈多的共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也足以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个重大论断。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决议》第五部分以更为宏阔的视角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其中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之一就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显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也要讲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属于中国的思想，它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在全世界得以传播，是属于世界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面对着批判、怀疑、污蔑、抹黑、否定甚至禁止公开谈论的现实形势，直到今天在一些国家依然如此。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艰辛努力，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决议》第六部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将其概括为 “十个坚持”,其中第三个即是“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理论创新，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不断推进理论本身的创新发展，其二是不断推进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其要义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要素、时代元素，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何坚持理论创新，《决议》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勇于”,一个是“善于”。“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勇于”强调的是勇气。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本身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勇气。推进理论创新有时会被认为违背了经典作家的本意，会被认为不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已有理论。因此，坚持理论创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拿出必要的勇气、胆识，要打破思维观念的桎梏，跟得上历史的进程，大胆推出重大命题、原创性范畴。“善于”强调的是智慧。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能硬生生地套用新的理论，要根据实践要求的轻重缓急，看准推出新的理论、应用新的理论的条件和契机，最终使理论被群众彻底掌握。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必须同时做到“勇于”和“善于”,二者缺一不可。总结百年奋斗历程及其历史意义、历史经验绝对不是为了总结而总结，更不是为了炫耀成就，而是为了增强全党自信，通过把握过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让接下来的实践行动更加自觉，以取得更大的成功。《决议》落脚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回答如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获得更大成功。在这里《决议》强调，“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段话体现了一个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自觉，指出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成功的指导思想遵循。通读《决议》会发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总结，呈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清晰途径，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也重点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历程。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四个历史时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找到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完成历史任务、回答时代课题、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也是在此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新的飞跃的过程。
作者简介：陈培永，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